2017年8月14日，《二十二》纪录片正式上映，很难说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这部电影，在此之前，对于历史，对于这些老人，我仅有零星的模糊的了解。观影之后，种种感受冲击内心，宛如影片的最后一段，大雪纷飞，一种空寂感油然而生。时节更替，昔日黄土白雪，转眼草色青青，逝去的生命，连同那逐渐微弱的声音，就这样淡出银幕，日久，也许同样会淡出人心。
此片上映之后，网上讨论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褒贬不一。赞赏影片的人，认为影片平静地展现了“慰安妇”晚年的生活，让人再度了解这些快被遗忘的经历战争伤痛的女性，在那平淡的叙事中，有着对人生沉重的那一面的冷静思考。贬斥影片的人，有的从技术角度出发，对剪辑手法，故事的展现表示不解，更多的则质疑导演制片的用心，重点关注影片阐释的意义，这种质疑集中表现在几个地方：曝光“慰安妇”这一群体生活的行为同民族主义，国家伤痕，大众情绪的关系（过度煽情、消费“慰安妇”）；政治语境下“慰安妇”个体性的缺失（她们“失语”了）；“慰安妇”与摄制者的互动，上映后的收入捐助（道德绑架）；“慰安妇”的生存与生活状态的改变（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帮扶救助？）……
这些讨论展现了观者对影片的思考，既包含了影片本身阐释的事实，也包含了其背后的价值与意义。观者通过影片了解那段带着神秘与困惑的历史之后，重新看待‘慰安妇’这一特殊群体，将她们从国家、民族的语境中剥离出来，重新审视她们作为人所应该拥有的生命权利，生活状态。这意味着，作为观者，在他进行观看的时候，虽然置身于影片所展现的人情世理中，同时却又能跳出影片，将目光从他者身上移到自身，成为了自我的审视者，这种审视迫使他发问，也迫使他回答：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对“慰安妇”的态度。
失语的“慰安妇”？
提起“慰安妇”，人们直觉的反映就是二战，日本侵略中国。近年来，随着对“慰安妇”关注的增多，媒体曝光量的增长，“慰安妇”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伤痕，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每每讨论之时，就不免夹杂着仇日情绪，盲目的抵制之声。这令部分人担心，“慰安妇”正处于“被消费”的状态，她们成为宣扬某种主张、助长某种情绪的“工具”，失去了自我发声的能力，集体失语。
《政治学大辞典》里对“民族主义”作出如下解释：“强调人类社会的民族特征并主张按照这一特征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一般来说，它主张国家以民族为基础，每一民族都应建立自己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必须适合民族特性，文化统一为政治统一之前提。”
“慰安妇”，依照片中介绍，“这原是日本人对这些女性的称呼，更为客观的表述应该是——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的随军性奴隶。”将“慰安妇”与民族主义结成关系，不免有顺应当前国内某种情绪泛滥之义。“慰安妇”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特殊环境、特殊条件下，由于战争导致的人的受侵害的问题。为“慰安妇”发声，以及争取必要的权益，是基于历史事实，还原真相，救助受害者的行为，这与民族主义没有必然关系，而假借替“慰安妇”赢得历史应得之尊重、道歉之名，来发泄某种仇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行为值得警惕。
韩国公交车装慰安妇像，提醒民众勿忘历史（图片来源于网络）
“慰安妇”的经历，无疑是一段惨痛的经历，惨痛在于她们经受的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这种伤害影响了她们此后本该拥有的正常生活。这种伤害的承载体，是个人本身，而后才是国家、民族。将个人的伤痛不加克制的呈现，将历史上群体的错误，毫无理性、不加区分地依然归咎到今日的群体，以此来煽动大众的情绪，这是煽情的体现。不可否认，国家伤痕化与煽情化，确实存在，而“被消费”这一情况，则隐含着一种误读。认为“慰安妇”“被消费”的人，总持这样一种看法：“慰安妇”不断被“观看”，也就是被镜头“入侵”生活，被制作成影像，被呈现，她们的苦难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被挖掘，被放大，她们毫无隐私可言，被人知晓曾经的经历，受到了形式主义上的过度关怀，既是关怀，也是打扰。而消费她们的人，无疑是观看影像的人，讨论“慰安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介入“慰安妇”群体却无法给她们带来实际帮助的人。正因为摄影制作内含的技术性，影像呈现的有限性，人们铺天盖地讨论与实际行动的差异性，导致了“慰安妇”的失语，她们的真实意愿、情绪等等都被抹杀，她们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慰安妇”真的失语了吗？“慰安妇”确实失语了，绝大部分失语了。从片中来看，她们不愿意回忆自己的过去，或者回忆过去时哽咽、流泪的表现，都说明对于那段难以启齿的经历，她们选择了遗忘，或者的确遗忘。这种失语本就是一种真实的状态，与她们所处的环境，长达几十年的生活息息相关，诚如文中老人提到的那样，“媒体当着她孩子的面采访那段痛苦的历史，让她如何说得出口？”那种因为“性”产生的耻辱，不仅是一个老人、她的家庭所要背负的重担，也是我们文化中最隐晦的，难以被理解和原谅的部分。这种失语并非刻意营造，而是现实使然。而希望她们开口，希望她们陈述历史，是在挖掘苦难，带着目的，也带着伤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二十二》之中就看不到这些老人们个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她们本身的意愿和情绪——这另一种形式的“语言”，我们仍可以看到，“慰安妇”来自不同地域，成长环境不同，经历伤痛之后生活迥异，有的染病早逝，有的未婚、不孕，有的孤独终老，她们与家人、与受助者的关系，她们本身的意愿和情绪，有恨，有原谅，还有缄默……这样看来，观者能看到的这些老人们尽可能真实的生活，即是她们存在的表达，无声却有力。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外围墙上展示的几十位“慰安妇”幸存者的相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观看：人的视角
观看是人，被观者也是人。观看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最核心的解读，是人，人自身的存在，人的生活，是实然的呈现。所谓“公正”的对待，就是将“慰安妇”还原为一个个真实的人，让她们在能够生存，能够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之上，还保有为人的尊严，让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轻易被忽视和遗忘。
有人认为导演一面努力还原“慰安妇”也是普通人的事实，另一面却用“慰安妇”之名进行宣传，行为中藏着想“去政治化”又无法“去政治化”的自我矛盾。以观者的角度切入，我们去看这样一部朴素的纪录片，的确是因为“慰安妇”，这个敏感词，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对老人们而言，“慰安妇”已经是无法撕去的标签，这是无可争议的，恰恰是因为这个标签带来的不解之谜，某种程度上勾起了观看之欲。然而撇开苦难本身，影片的目的不是要讲述老人们有多痛苦，而是反映她们的生活，至于生活之外还有什么，那是观者要去发现及思考的。历史上有太多被尘封和掩埋的东西，了解历史，理解历史，往往离不开一群活生生的人，作为人，“慰安妇”的存在，需要人们正视及记忆。从这点来说，“慰安妇”与这群老人们无法割裂，所谓的自我矛盾，不过是硬要把它们区分、片面强调其中之一而已。
片中这些老人成为“慰安妇”时，大约十几岁，再大一点二十几岁，几十年过去，她们在八九十岁的年纪被人想起，在拍摄完成至上映的两三年中，大半还来不及看一下自己在镜头前的样子，都去世了。这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已经表示着曾经那庞大群体的消失。几个在世者自然无法“代表”曾经庞大的群体，但导演是否有“代表”的意图，进一步去彰显“慰安妇”身上承载的东西，还是说只是通过镜头去讲述她们的生活，这点相信观者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片中至少可以看到三种状态，人生在世，都会碰到的状态：“老”、“病”、“死”。老是自然，病是自然，死是自然。不自然的是她们的标签“慰安妇”，这个无法撕下的标签带给她们长久的困扰，使她们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目光，令她们在已步入老年，病痛缠身，死之将至的情况下，仍要面对一种无可名状的压力。片中老人，或有养女，或有中日混血的儿子，或有儿媳，或独身，她们怎么生活？怎么去感知周围人对她们的“照顾”？她们怎么去看战争时期伤害过他们的日本人，怎么看自己的故乡、周围的环境？观者看到了问题，但人，始终是核心。
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黄有良8月12日在海南家中离世，终年90岁
至于影片中反映的问题，是影片本身要剖析与追问，还是观众要剖析与追问，是影片本身要反思，还是观众要反思？这部100分钟的纪录片，22个老人，截至上映之日，活在人世的仅有个位数，这种呈现是不是一种反思？所谓的反思是影片直白赤裸地说“应当”与“不应当”吗？在有限的时间里，一部影片承载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而它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在于观者从有限中看到了“无限”的可能，看到得以深入挖掘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是影片的主线，但那延伸出来的“支线”，不也同样重要吗？
政治与伦理：反思苦难
而今我们评价一部片子好或不好，已经掺杂了太多的因素，其中最显著的是政治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因为在中国转型时期，这两个因素最容易刺痛人们敏感的神经，是矛盾的爆发点，是情绪的宣泄点，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与社会因素，都有可能被人利用，这才造就了很多的键盘侠，这其中，有捧的，有喷的，各种声音，混杂不已。
“反复强调苦难，反复诉说不幸，很是空洞”，看过影片感慨老人生命的坚强被视为励志的鸡汤，“铺天盖地的关注中，展现的并不是慰安妇，而是审视者的真容。”这类声音不绝于耳。
苦难需不需要有人来叙说？需要的。大众熟知的那句“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代表着历史担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责任。不可否认“慰安妇”是政治事件的产物，但她们更是活生生的个体，是赤条条的生命，诉说苦难可以，但重复诉说，不加克制地诉说，不断强调历史的重担，这么做，就对么？我们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是否一直背负着惨痛的过往？而把这种背负解读成时刻感到受人欺侮的焦虑？
苦难既已产生，就无法避免，能避免的只是对于苦难的夸大，对于苦难的利用，对于苦难的误解。记住苦难意味着什么？是撕开伤疤，任它鲜血直流，还是另一种疗救？苦难若成为工具，那就不是苦难。苦难的存在，是告诉我们，作为人的渺小，作为人，应该享有的被尊重的生命权利，而生命权利之上，是生存权利，是自由与财产安全的保证，这是基本。
不幸是空洞的吗？生活真切的一切，不正是填补空洞的实在之物？励志的鸡汤在何处？对于这些老人来说，生命无多，活着真好，这是励志吗？这恐怕是死前的豁然，正是这死前的豁然，死前的平静，才让人深感其中的悲凉，因为生命将去的时候，生命所需要的尊重，还未抵达。
对《二十二》的质疑，还在于一些人认为导演是刻意摆出非盈利的姿态（影片的盈利将捐献给上师大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来获得观众对于影片无功利心的好感，虽表现出在俗世追名逐利中独求一片清净与纯粹的向往，但还是利用。还有一些人质疑影片为何一定要在电影院上映（要通过这种题材赚钱吗？）但他们显然忽视了制作影片需要成本，天下的劳作绝没有白白付出一说，只是最终呈现的东西，不应只以金钱来衡量，而是具备更宽广的精神的尺度。还有人指出“打着关心老人的旗号，介入老人的生活，通过陪伴和精神交流，建立与老人的情感联系，驱动她们不断接受跟拍和曝光。”这是情感绑架，道德消费。
在影院观看《二十二》的民众大都等到片尾结束才离场（图片来源于网络）
“情感绑架”和“道德消费”都带着很强的感性色彩，不同于这两种说辞，关注点更该落在“帮扶伦理”上，后者通过理性思考的方式，试图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面对的群体确实需要救助，镜头“入侵”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被动”地成为影像的一部分，是为了告知人们这世上有这样的存在，这是宣传，告知和宣传之间，隔着一条模糊的界线。另一方面，我们基于良心的判断，会认为保护受助者是理所应当的事，那么就意味着她们的存在，她们的话语，她们的一切，在未经许可下不得被擅自传播，那是她们的隐私。可是，作为受助者，她们与救助者之间天然的不平等，让她们失去保护自己的能力，如果没有影像的介入，那么如何才能让更多人信服，她们的“真实”，进而救助她们？存在要有存在的证据，这就是矛盾所在。也许，一个可行的解决路径就是，只允许经过审查的有足够资质的帮扶机构及群体对她们进行救助，同时尽可能保护她们的隐私，减少她们被曝光的可能，比如马赛克，比如化名，这是目前还算有效的折中之法。
回到开头，我是万千观者中的一个，也是从影片中跳出审视自我的一个。作为一名审视者的我，从道德上说，无权要求别人，只能要求自己。借道德之名，或消费，或绑架，这是病，到底病了没有？是全部病了，还是部分病了？审视者还是先审视自己，也许自己得了病，不自知，反而看别人病发了，自以为自己是拯救者，实际上不过是病入膏肓的另一种伪装罢了。
不知有多少人心里沉重，却说不出话来。不知有多少行动，让人发现其实那些对老人们而言，很无力。回顾，审视，叩问良心，我们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请给逝者和生者一份善意的尊重。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