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近些年来中国作家释放了想象力

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Kinkley）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金介甫早年以沈从文研究名世，他的《沈从文传》（符家钦译）是第一本海外专门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他还把沈从文的《边城》译成英文。但除了沈从文研究，金介甫还做过什么研究，许多人就不甚了然了。

其实，金介甫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他的研究涵盖了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从民国侦探小说到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反腐小说、法制文学，他都有涉及，并先后出版了《中国的法制与小说：现代中国的法律和文学》（Chinese Justice，the Fiction: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后社会主义中国的腐败与现实主义：政治小说的归来》（Corruption and Realism in Late Socialist China：The Return of Political Novel）、《中国新历史小说中的反乌托邦想象》（Visions of Dystopia in China's New Historical Novels）。

金介甫现任纽约圣若望大学历史系教授。近日他在苏州做演讲，谈及民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澎湃新闻记者对金介甫进行了专访。

金介甫（右）与沈从文

程小青被上海的现代性吸引，但又抗拒它

澎湃新闻：从你发表的著作来看，你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所以其实你是对整个中国的二十世纪感兴趣吗？或者说，你的研究生涯有没有一条统一的问题主线？

金介甫：是的，我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和文学都很感兴趣，尤其是小说，因为这些小说描绘了社会和个人的心理现实、社会变迁，还有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我尤其喜欢五四之后的文学，也就是二十到四十年代的文学。我也很喜欢新时期的文学和后新时期长篇小说，我认为这些小说代表了中国思想、知识探索的黄金时代。我也喜欢中国诗歌，但我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来理解！总的来说，用沈从文的话就是—— 我“想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

澎湃新闻：你一开始研究沈从文，后来怎么开始对民国初期的侦探小说发生兴趣的？

金介甫：我一开始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侦探小说和法制小说感兴趣，因为我发现那个年代中国的法制机构和法制文学都发展得非常迅速。

一头扎进八十年代的法制文学、侦探小说之后，我就开始探索三四十年代，尤其是程小青和孙了红的小说。他们设计的情节之别出心裁让我赞叹。当然，这两位小说家都非常高产，我只是选取了很小一部分。后来我就开始转向反腐小说，以及新历史小说，像莫言、余华、李锐、王安忆、格非、苏童等。

《程小青文集霍桑探案选》

澎湃新闻：李欧梵认为，程小青的霍桑探案故事写得不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对于都市文化——特别是它的“现代性”那一面——缺乏了解和敏感。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金介甫：我得承认，程小青对上海都市生活的描绘，是比李老师写到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家更肤浅的。比如写现代文化，程小青就没有张爱玲敏锐，尽管张爱玲的风格也不是现代主义的，程小青的风格当然也不是现代主义的。

我喜欢的是程小青小说里故事情节的错综复杂和别出心裁。他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有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程小青的小说要比李老师写到的那些作家的作品更流行，但我喜欢他的故事情节。就像很多五四作家一样，程小青也有一点宣传的色彩。比如他喜欢为“科学”代言。当然后现代文学批评（虽然我不会把李老师放到这个类别里）不太看重情节。对于情节的分析在文学批评领域已经不流行了。

我认为文学作品里的说教倾向确实伤害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有意思的是，程小青住在苏州，用白话文翻译小说，而他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侦探小说是在上海写的。在我看来，他会不禁赞叹上海的先进发达，但就价值观来说，他在心理上是和这些东西保持距离的。他被上海的现代性所吸引，但他又会抗拒它。

澎湃新闻：你有一个观点，认为程小青新创的侦探小说反映的是一种五四式的新文化价值系统，怎么理解？

金介甫：是的，我强调的是程小青从文言文小说到现代白话小说的转变，尤其这个过程中语言的变化。在我看来，程小青的职业生涯有两个阶段，所以我认为他有两种文化心态，因为他从文言文转到新的白话文，不可避免会保留着旧文化的影响。今天我们认为程小青的写作风格有其缺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白话文还是一种人造的语言（artificial language），尤其对于江南的文人来说更是如此。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摩登的上海文化是陌生的人造的，尽管中国古代也有城市文化，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城市文化。但即便如此，就像早期（1920年代）的五四一代作家一样，程小青是科学和法制的坚定支持者，他也不惮于把这些东西体现在他的小说里。

澎湃新闻：你把萧乾的《未带地图的旅人》翻译成了英文，当初为什么会想翻译这本书？

金介甫：1980年，我遇到萧乾，那时因为要做沈从文研究，我就采访了一些沈从文的老朋友。还有对我来说挺激动的是，我一直都很喜欢萧乾在三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就像沈从文，他的创作风格和讲故事的水平都很棒。他的英文写作风格也很赞。

八十年代末的时候，萧乾给我看了他的《未带地图的旅人》手稿，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成英文。实际上他已经自己翻译了很大一部分了。自然，我义不容辞。对我来说，这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体验。一开始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要我来做翻译，因为萧乾自己的英文就非常完美，他的英文非常英国式（有的时候会有很古典老派的用法），他在英国待过的时间远远多于美国。他可以用他过去说的那种英文用法来思考。可能他认为美国市场比英国市场更大，而且我的英文比他的更有当代感，我也相对比较了解中国和世界历史，也知道三四十年代他当时所处的文学圈子的状况，他从我的沈从文研究里已经看出里这一点。他想必很信任我。

我不光喜欢年轻一代的作家像张辛欣（她也是萧老的朋友），我也喜欢中年一辈的作家像高晓声、王蒙和陆文夫。萧乾和我彼此信赖，一个例子就是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英文版要把部分内容删减，并加入部分材料。我们通了很多信。经常交换意见，怎样翻，怎样遣词造句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就像后来，我和符家钦也通过很长的很详细的信，他帮我把我的沈从文传翻成中文（符家钦翻译我的书，也是萧乾牵的线）。萧乾几乎接受了我所有关于风格和用法的建议。当然在中文用法方面，他也给了我很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