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远方的陌生人：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

Distant Strangers:How Britain Became Modern

[美]詹姆斯·弗农著

张祝馨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7月

定价:45.00元

上架建议：历史

王朝政治迈向全民公投

陌生人天堂取代熟人社会

从英国的现代转型，探寻当下生活的起源

     内容简介：

     现代世界一向以快捷、便利、自由著称，而就在19世纪之前，人们却处处受制于时空的阻隔和传统的规训。短短的200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无"关系"就寸步难行的熟人社会逆转为陌生人的天堂？

     《远方的陌生人》以英国的现代化转型为例，对19世纪前后的大量社会细节进行对比和分析，从选举制度、金融体系、人口普查、社交传媒等多个方面，详细描绘了一幅英国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图景。詹姆斯·弗农不仅揭示了，现代化转型本质上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不断冲突、适应与融合的结果，也为今人习以为常的现代生活的来源做了最生动的解说。

     著者简介：

     詹姆斯·弗农（JamesVernon），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伯克利英国研究系列"丛书联合主编，研究领域包括：现代英国史、大英帝国史、帝国史与全球化的比较研究，另著有：《政治与人民：1815-1867年的英国政治文化研究》《再读宪法：19世纪英国政治史的新解读》《饥饿：一部现代史》《大英帝国古怪的自由现代性》《英国剑桥史：1750年至今》等。

     译者简介：

     张祝馨，英国利兹大学英语文学系硕士，现为图书编辑，另译有《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等。

     学者推荐：

     这本书没有为英国19世纪的伟业高唱颂歌，而是旨在为世界史语境中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分析模式，也为英国的现代化过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阐释。

     --菲利帕·莱文（美国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詹姆斯·弗农不仅发起了一场关于英国现代化的再辩论，更重新唤起了历史学的信心与想象。

     --杰夫·艾利（密西根大学历史学教授）

     编辑推荐：

     1、本书可能是近年来视角最独特的英国现代史。作者一反主流史学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并非促成现代社会诞生的主要因素，"陌生人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管理与经济交易模式才是背后动因。本书见解独到，能让读者从全新的角度观察19-20世纪英国社会的变革历程。

     2、本书语言通俗易懂，篇幅短小，但论据充分，完整覆盖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是英国现代史入门的首选。作者引用数据、图表、地图、19世纪的报刊插画等，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了现代英国的人口增长、流动性加速、城市化进程等，也使阅读更具趣味性。

     3、本书是对"宏大历史叙述"的一次回归。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在这个各种领域被不断细分、专业化的年代，本书是他为历史学科重寻信心和想象的一次尝试。

     目录：

     插图目录

     前言

     第一章什么是现代性？

     第二章陌生人社会

     第三章统治陌生人

     第四章与陌生人结盟

     第五章陌生人经济

     结论

     注释

     索引

     前言（节选）

     本书讨论了过去三个世纪--甚至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历史转型。它试图解释我们是如何成为现代人的，并考察了会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现代生活的特征。本书揭示了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这段时间内，出现在英国的全新的、现代的社会境况。英国人口的急剧扩增，及其在更广范围内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创造了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社会。这就引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问题。权威、联盟、交易，这些植根于个人和本地关系的旧有关系模式渐渐变得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难以为继。另外，许多抽象的、官僚化的体制不断涌现，以支持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从而逐渐替代了那些旧式机关。然而，这并未导致人们对现代世界期待的幻灭，因为这些代表了官僚主义抽象化的新体制，因个人和本地关系的衰落而兴起，却也促进了后者的复苏。因而，现代境况不仅仅是一种在陌生人社会中的全新生活体验，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权威、联盟、交易这些旧模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重塑。

     我们有理由认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这种转型，并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然而，相比英国是否是第一个现代社会，或是否创造了现代世界（如数不胜数的书籍和大学课程所指出的），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此种意义上的现代性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们渐渐认识到，每个社会都能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性经验的数量和种类是无限的。我的观点是：这种解释会使“现代性”这个术语失去意义或分析上的用途。因此，本书的真正目的，以及本书可能会吸引那些对英国毫无兴趣的读者之原因，是证明如下论点：如果想要“现代性”这个范畴仍有分析上的意义，就必须找到所有社会都会经历的那种特有的情境或过程，即便其形式可能多种多样。

     这个论点非常小众，因此我必须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开始解释。过去一个世代以来，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思，一再强调如今发生的事件已越来越少，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做法让过去的历史看上去更有趣一些。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将全球的事件，将更多的人、动物甚至是物体纳入历史，我们已使其变得更民主了，但我们对历史变迁愈加复杂化的解释，容易赋予历史一种平静的必然性。在对待欧洲史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为了解释欧洲的过去，历史学分支下的现代学科兴起，对现代世界的构成（在美国或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崛起）做了一次清晰的叙述。叙述包含了一系列有着奠基和转型作用的事件，如文艺复兴、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崛起。史家渐渐对这个叙述产生怀疑，并开始注意到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欧洲民族，以及历史上其他文明对此的完全不同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史家修正了这段叙述。他们相信，所有曾经被认为具有奠基意义的事件，其实都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他们开始认为，在社会进程中，这些事件并不那么具有转型意义，它们只是几个世纪以来漫长却不均衡的转变过程和逐渐扩张的地理版图所造成的后果。过去对不断发生的革命性激烈转型的历史叙述，如今要让位给一个充满了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的相对平淡的历史。

     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后一种“平淡的”历史阶段，英国通常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成为历史编纂的重要阵地。这个势头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显露：塞拉（W.C.Sellar）和伊特曼（R.J.Yeatman）在《1066及一切》（1066andAllThat）中戏仿了学校中教授的胜利主义“鼓吹式”（drumsandtrumpet）英国史；克莱彭（J.H.Clapham）在其巨著《现代英国经济史》（AnEconomicHistoryofModernBritain）中探索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节奏和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现代化理论开始力捧英国的快速工业化与其政治及社会稳定的完美结合，又掀起了一股编史的风潮。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有史家接受这种观点，他们都倾向于强调，在根深蒂固的旧制度（ancienregime）和长期（longduree）的经济转型面前，英国产生了许多社会及政治冲突。社会变化的“大爆炸”模型逐渐让位给长久的、不齐整的哀诉。对于一些人而言，英国不仅没有创造现代世界，而且从来都不曾成为现代国家。

     很显然，这些说法的背后都有其政治意图。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使用“衰落”的比喻，以此来解释英帝国的败亡。英国的“衰退”可指涉：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环境下其经济地位的重置；伴随着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民族主义的崛起，在这片种族和宗教日益多样化的国土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兴盛，及其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其道德和工业秩序的瓦解。那些修正主义学派的历史叙述弱化了英国在现代世界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右翼政客，不仅仅是那些后来助长了撒切尔主义崛起的人，认为这是衰落主义（declinism）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英国想要再次强盛起来，就必须抑制此观点的蔓延。1988年，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Thatcher）二度执政期间，英国学校的历史授课开始采用新的全国统一课程，于是这场争论便在偏左翼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和想要恢复英国及其历史往昔荣光的右翼政客之间展开了。而当保守派领导的政府再一次承诺，要改善学生在毕业时仍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历史一无所知的状况--教育部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Gove）称这历史为“最鼓舞人心的故事之一”--这场争论又被再次激发了。迈克尔·戈夫坚信那些在中小学和大学教授历史的教师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立场，但希望国家的叙事性历史能够回归（不过不需要那么多鼓吹的内容了），于是他聘请了一些常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历史学家，让他们编写一套新的课程，此举招来了历史学家们的强烈抨击。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对英国史之衰落的忧虑正以另一种方式呈现。1998年，北美英国研究会（NorthAmericanConferenceonBritishStudies）委托其最优秀的英国史学者评估他们领域的现状。第二年，一份所谓的“斯坦斯奇报告”（StanskyReport）出炉了，这份报告相当令人沮丧。报告花了大量篇幅复述传闻，而真实的数据却很少。文章哀叹了英国史在各个层面都被边缘化的命运--本科生对该学科的兴趣日趋减少，研究生的资助项目和工作岗位严重不足，该学科论文发表于主流学术期刊和出版物的机会也渐渐减少。在这种解读下，英国史成了美国和加拿大学界之间文化战争的受害者，该战争给英国史贴上了“死去的白人男性”（DeadWhiteMen，DWM）的标签，还鼓动各院校历史系将他们的英国史学者替换为其他国家史学的研究者。斯坦斯奇报告对此境遇提出的解决方法是，让英国历史学家做一次帝国主义式的转身，即承认英帝国的蔓延性和爆炸性是存在的。这就是目前在美国，该领域的正统观点。美国在介入曾经的英国殖民地时逐渐踏入了英帝国的阴影之中，而此时帝国主义英国的历史却引发了新的共鸣。忽然之间，不论你是拥护者还是批判者（的确有拥护者认为美国可以效仿英国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帝国主义强权的兴衰起落都变得异常重要，重要得令人费解。

     面对这种对恢复胜利主义国家叙事和宣扬英帝国在现代世界构成中之助益的呼声，大多数英国史学者开始不知所措。毫无疑问，过去的两代学者都没有告诉过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触目惊心的主张。自20世纪70年代起，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引得人们去关注微观史学所呈现出的深度描述，这使得（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史家对这种宏大叙事的野心和对历史变化的宏观解析十分反感--尽管这种解释法曾深深吸引了前一代历史学家。与此同时，历史学细分为专业性更强的分支学科（按研究主体、年代顺序和研究方法划分），尽管行政任务和学生数量与日俱增，高校院系的重组仍要求我们必须发表更多的论文，这使得学术工作的本质发生了转变。这二者的同时发生绝不是巧合。渐渐地，我们历史学者的研究只能是不断“炒冷饭”，高校的行政部门和政客因而开始质疑我们学科的价值。在英国，本应拨款给高校历史教学的公共基金，也和人文艺术及社科学科的资助一样被完全叫停，有些学校甚至彻底关闭了历史系。

     因此，于我而言，重新审视“向现代性的转型”这样的历史问题，似乎是证明历史研究工作仍具有公共价值的一种适时的方法。重拾我们对从宏观角度解析历史变化的信心，能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过去以及我们的现在。在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还有很多不同的途径。“大历史”“世界史”或“全球史”这些较新的学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历史学科的时间和地理维度及其注释范围。只不过，这些领域之学者的方法是提出智力和制度层面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模糊特定国家历史之间的界限，他们教授历史的能力，以及他们使用母语做研究的能力。如果世界史或大历史学者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何必去雇用中国史、印度史、巴西史、俄罗斯史的学者呢？更别说那些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earlymodernhistory）和现代史学者了。的确，于比尔·盖茨--大历史学科的重要资助者，线上教学的推广者--而言，一个教授历史的“慕课”（MassiveOpenOnlineCourse，MOOC）就足够了！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的努力似乎微不足道。因为要试图解释英国是如何成为现代国家的，我必须重新审视那个不断困扰着历史学家的问题，即现代世界与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世界有何不同？历史是一个串联起这些时代的学科，如果我们连现代的独特性、我们是如何抵达现代的、全球人民为何能共享现代性经验这些问题都无法解释，那么政客、高校行政部门、学生以及公众会对我们的研究丧失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在这本书中对现代的解释方法显然带有妥协和冒险的成分。大问题不仅会引来争论，还总是需要作者去探索自己不甚熟悉的领域。本书绝对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更接近一篇长文，或是一系列的讲座。总会有人觉得那种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综述型解释文本很无趣，尽管读之前他们可能没意识到。我在引用他人的作品时会尽力声明，但我也努力使注脚减到最少。我只希望本书好读、有趣，尽管它可能会让那些企图在其中寻找考试资料或新研究方向的人失望。

     ……

（图片来源于网络，文章版权属于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