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图）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外交家，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任总统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

凤凰卫视3月2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弱国无外交，乌云笼罩之下的近代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谙熟欧美法系，擅长以夷制夷，他们有人签下不平等条约，被钉上卖国贼的耻辱柱，他们有人收回法外租界，成为抗衡列强的爱国英雄。他们处在历史的夹缝之中，未曾逃出时代与命运的桎梏，他们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家。《凤凰大视野》民国外交战为您讲述民国外交家的风云往事。

 姜楠：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凤凰大视野》。学者唐德刚曾经说过，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和周恩来各算一个，而这半个则是顾维钧，前两位的影响力自不必说，而在民国外交史上，顾维钧的名声之大恐怕无人能出其右。顾维钧的名气与著名的巴黎和会是分不开的，在这次和会上，顾维钧的一次演讲让他一举成名，而且一跃成为国际外交界的新星。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次改变他命运的会议，顾维钧差一点就错过了，这是怎样一回事呢？

爱妻病逝 顾维钧忍痛准备巴黎和会

解说：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中国驻美公使馆也未能逃过这次瘟疫的侵袭，三秘夫人，二秘之子，相继感染并不幸去世。而驻美公使顾维钧的夫人唐梅也开始出现感冒发烧的症状。

杨红林（[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作者）：当时正好是美国政府邀请顾维钧参加两个活动，那么顾维钧分身乏术啊，他只能自己去一个，然后让他的夫人去另外一个地方，结果就是在这次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染上了这个感冒，当时全球死了有两千万人。

解说：仅仅在两天之后唐梅便不治身亡。

杨红林：唐梅她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的，西方教育的那么一个豪门千金嘛，所以是他的一个贤内助嘛，两个人的关系也是相处得很好的。

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当时他两个孩子，小的孩子才几个月，所以这个家庭重大变故他有一点几乎束手无策。

解说：可是就在妻子去世后不久，顾维钧突然收到国内的急电，任命他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这个时候顾维钧因为心情郁闷，非常悲痛，曾经想谢绝这个任命。

解说：然而放眼当时的中国外交界，对巴黎和会没有谁比顾维钧更有发言权，自他担任驻美公使后，便开始为中国参加战后和会做充分的案头工作，不仅如此，顾维钧还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个导向性战略。

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顾维钧提出一个导向性的一个战略，说在巴黎和会上我们中国要能够获得最大性的优势，或者获得这个支持，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要跟美国人走在一起。换言之，一定要抱紧美国的大腿，这就提出一个联美战略。

解说：早在一战期间，英、法、意等国为了本国利益，相继与日本签订了密约。这样一来，巴黎和会上的英、法、美、意四巨头，日本在1917年初就已经搞定了三个，因此美国是唯一有可能支持中国的巨头。

石源华（[民国外交家]丛书主编复旦大学教授）：他在大使馆里面成立了一个小组，研究什么呢，研究战后中国怎么样利用战争来争取自己的利息，山东问题有小组，组织了一批人在那里研究，就说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应该怎么办，所以大使馆的报告一篇一篇的送到北京政府，所以在北京政府眼里面，对和会最关注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顾维钧了，因为其他人没有像他这样做系统的准备了。

杨红林：那么在国家的利益面前呢，他就毅然压制了这种心里的悲痛吧，家庭的这种困难他都先暂时放在一边，然后不远千里去欧洲、去巴黎参加这次和会，奔赴巴黎之前顾维钧还专程到白宫拜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也向顾维钧许诺在巴黎和会上一定会支持和帮助中国。

马长林：他跟威尔逊确实也是非同一般的关系，因为原来威尔逊他是学者出身，顾维钧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学生里边他还是出类拔尖的，所以参加过威尔逊是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家宴，参加家宴的时候也跟威尔逊深谈过政治学，大家对政治交换过看法，所以威尔逊对他印象非常深。

解说：而且顾维钧1915年被任命为驻美公使时，更是威尔逊婚礼的座上宾。

马长林：外交文件还没到，他人已经到了，外交文件没到相当于没交国书，这样的话呢，他在正式官场上，他是不具备这种参加正式外交活动的身份资格的，因为你的程序还没有，但是威尔逊正举行自己的婚礼，他就向顾维钧发出了邀请，所以外界对他刮目相看，知道他跟威尔逊的关系非同一般。

代表团内部争斗未平 又遭日本抢占先机

解说：有了美国做后盾，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顾维钧自己都认为巴黎之行将为中国开启一个新局面。然而抵达巴黎之后，一切都变了。

姜楠：巴黎和会的组织者将参加和会的一战战胜国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国家可以派出五名代表参加，二等的国家可以派出三名代表，而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则只有两个代表的名额，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巴黎和会信心满满，自认为也可以同美英法意日等大国一样是一等国家，因而派出了一支由五名外交官组成的豪华阵容参会，然而等到代表团抵达巴黎之后才发现中国竟然被划分为最末一等，这甚至让代表团一度面临解散的危机。

解说：当时中国政府派出的五位代表分别为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革命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美国公使顾维钧，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如今五个名额突然变成了两个，谁将代表中国出席巴黎和会。

马建标：陆征祥是外交部总长团长，当然没有人去挑战他，那还要在剩下四个人中选一个，因为王正廷觉得应该是我，因为中国这个时候分南北两方，陆征祥代表北方，我当然代表南方，王正廷认为我应该排第二。

石源华：而且陆征祥已经答应了王正廷做这个第二代表，结果北京政府呢，就是对这个代表团排名的批复呢，又把这个改了，把陆征祥的改了，北京政府考虑也是有道理的，北京政府认为陆征祥的身体是一塌糊涂，怕他到了巴黎又住到医院里面去，等于是南方政府的王正廷当家，所以顾维钧是第二代表，王正廷是第三代表，顾维钧和王正廷就始终在会议里面闹。

解说：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召开内部会议时，有一次顾维钧提前到场，他发现长桌中留给陆征祥的位置旁居然又多出了一把椅子，王正廷进场后，心安理得地坐在团长的位置上。

石建国（[民国外交家]丛书作者）：他（王正廷）应该说是性格上比较强势的一个人，他说陆征祥主持这个会议，后来他就说既然你是北方的，我是南方的，我们两个人应该共同坐在这里，你是代表团的团长也不行，我们两个是平行的，我们两个摆在这个桌子上主持这个会议。在主持中间他就把你一步一步推走，他可以做这种事情。

解说：代表团内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

杨红林：在1月27号的时候在中午，因为下午有一次会议，在中午的时候，一向对中国代表团是比较同情的美国代表就给中国代表团打电话，就说下午要讨论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说日本人已经提出，要把山东的权益从德国人手中转给他们。

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精彩演讲享誉巴黎

冯玮：这对中国代表又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们没想到，中国的权益居然日本人首先提出要求。

解说：从接到通知到上台发言只有不到三个小时，于是中方代表向大会申请将发言时间推迟到第二天上午，然而究竟让谁去担当这一重任，又成了代表团面临的一个难题。

杨红林：都知道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马建标：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代表团几位成员在危难时刻他们的一个表现，陆征祥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各种原因，他是产生一种畏难各种各样的情绪，王正廷这时候也不愿意去打头阵，当枪使，弄不好国内人民会骂你，顾维钧后来说他说我来去讲，顾维钧就去了。

杨红林：因为就是顾维钧，他对山东问题已经研究很长时间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在美国他当驻美公使的时候他就开始研究这个山东问题了，所以说他是有准备的。

解说：最终代表团决定由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上台发言的任务则交给了顾维钧。1919年1月28日上午，顾维钧身着外交礼服出席了由五大国代表组成的十人会议，这次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将如何分配。

杨红林：因为当时顾维钧他在大学里面的时候，他是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领袖，他口才也非常好，在哥伦比亚大学经常是学校的辩论队的主要成员。

马建标：顾维钧不是从条约文本上辩驳，他是从情理上。

解说：身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学博士，顾维钧依据法理论辩，发言环环相扣，有理有力。

杨红林：他首先回顾了一下山东是如何被德国人占据的，他就说了这段历史，然后他就说山东是如何又被日本人占领的，他就说了一战期间日本人不顾国际惯例悍然出兵山东，然后他就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他特别提到说我们中国现在在一战的战场上，向欧洲派遣了十多万劳工，这些劳工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山东。

马建标：讲得都是振振有辞，掷地有声，然后讲的现场又富有感染力，催人泪下。

电影《1919》片断：我想请大家再看一张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

马长林：包括威尔逊，英国总统（首相），在他的发言以后都来跟他握手，表示肯定。

马建标：日本的牧野伸显被冷在一边了，整个从情感上道义上完全站在了顾维钧的那一边。

解说：傍晚当地报纸刊印出顾维钧在和会上的精彩发言，并且特别强调中国代表的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

杨红林：首先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知名度骤然提高，中国还有这么优秀的外交人才呢，再一个西方国家它也了解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了解了中国人民对于山东的权益不会轻易放弃的，也了解了日本人为了获得山东的权益它曾经有过哪些阴谋，哪些很无耻的一些举动，所以呢，都很同情中国的立场。

解说：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世界，中国代表团收到了来自国内各界的贺电，顾维钧大受鼓舞，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明白，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问题能否解决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姜楠：这一次演讲结束之后，顾维钧成了巴黎街头的红人，有一天有位朋友突然到访，这位朋友一见到顾维钧就对他连说恭喜恭喜，这让顾维钧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喜从何来，朋友说当然是恭喜你即将与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千金喜结连理啊，顾维钧大吃一惊，他说自己根本不认识曹汝霖的女儿，甚至连他有几位千金都不清楚，怎么会有结亲一说呢，这突如其来的谣言让顾维钧再度感受到来自自己人的压力。

解说：这一年5月英国出版的《字林西报》发表文章称，顾维钧已决定和曹汝霖之女成婚，还百般揶揄，说他这是为了和亲日派搞好关系，看到这份报道顾维钧即刻就去找王正廷。

马建标：我说王正廷造顾维钧的谣，不是我讲，是顾维钧这样认为的，因为顾维钧后来在国内《申报》上也要发澄清，他说王正廷造他的谣言。

解说：相比较这些谣言的中伤，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面临的困境更让顾维钧心焦。

杨红林：当时日本它以威胁退出国联作为一个交涉的筹码，所以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它又没有办法，因为它又顾及，因为当时国联刚刚成立，如果日本作为一个很强大的东方国家如果退出的话，那这个国联它这个代表性就很差了。

石源华：而且日本说你英国、俄罗斯、法国，我们1917年都签过条约的，你们都承诺这个东西了，你现在要改判给中国，这个日本不干。

解说：顾维钧明白作为巴黎和会主导的美国，威尔逊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4月22日中国代表团在焦急等待中接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通知，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部分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还补充说中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现在的这个方案，要么就执行之前中日之间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马建标：威尔逊害怕日本要要挟退出来，他就在山东问题上要妥协，威尔逊同意将山东问题由日本继承。

杨红林：那么这样一来中国代表团就陷入一种非常无助的这么一种局面，但是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北京政府也倾向于接受这一决定。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解说：顾维钧开始利用自己的关系不间断会见威尔逊总统的机要秘书，自己相熟的美国代表等人，极力希望能促成决定的改变。

杨红林：比如说我们能不能保留一个声明，说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这个字，那么被主办方拒绝了，他们又转而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备注，备忘录，就是说我们虽然现在签字了，能不能以后我们再跟日本人再交涉，但是又被拒绝了。

完颜绍元（[民国外交家]丛书作者）：保留签字不行，我在条约上面约后附加一条行不行，不行，也不行。

解说：此时顾维钧已有拒签的想法，与此同时舆论压力逐日倍增，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而在巴黎，中国留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甚至包围了陆征祥养病的医院。

杨红林：陆征祥听到外面非常吵闹，就派他的秘书，就是代表团的秘书叫岳昭燏，就下楼去看看怎么回事，这个留学生一看从楼上下来代表团的人了，马上就一哄而上，就把他围住，责问他你们为什么要准备签字，为什么要出卖国权，其中这个郑毓秀女士就从花园里折了一根树枝，从玫瑰树上折了一根树枝，装在口袋里，让人以为是一把手枪，她就把这个树枝揣在口袋，就对准这个岳昭燏，就说你们敢要签字，我们就对你绝不轻饶，岳昭燏吓得胆战心惊，赶紧跑到这个楼上跟这个陆征祥汇报。正好这天呢，顾维钧也来向陆征祥汇报这个谈判的进展。

解说：顾维钧一面安慰岳昭燏，一面和他一起来到院中抗议的留学生们面前。

杨红林：顾维钧当时在留学生中的口碑是非常好的，他们都知道顾维钧是一个致力于维护国权的这么一个青年外交官，那么顾维钧就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不会轻易地签这个字的，我们一定会以民族利益为重，留学生这才散去。

解说：在巴黎和会闭幕前五天，大会突然向中国代表团索要出席闭幕式会议的两名代表的印章，顾维钧坚决拒绝，请陆征祥再度电呈北京，说明这种情势之下只有拒签一条路可走。

马长林：代表团五个人当中最后同意拒签的就是陆征祥跟顾维钧，顾维钧他态度是最坚决。

解说：但就在巴黎和会闭幕前的最后一刻，顾维钧也没有放弃保留中国权益的努力，他设法约见和会秘书长，提出中国在签约前要发表一个口头声明，但也被拒绝。

完颜绍元：他是期望通过外交上面的折中来挽回利权，这一点上是非常尽职的，功课是做足的。

杨红林：本身就没有话语权，你在外交上再不努力，那这个国家就更没有希望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就尽力地在外交界做出他自己的这种努力。

解说：最终中国代表团用拒绝到场签字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抗议。在回忆录中，顾维钧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冯玮：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毕竟大厦将倾，靠你顾维钧一个人根本就是扶不起来的。

杨红林：尽管他们个人做出这个举动，也算是给国人一个交代，是吧，也算是对西方列强说不，但是呢，中国依然是个弱国，中国丧失了很多权利，依然无法收回。所以他在回忆录中他就说在签字的当天，6月28号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坐着汽车在巴黎的街头就这样溜达，这个时候他心情就说很复杂，很复杂，他就觉得，他总觉得国家还是短期之内看不到希望。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姜楠：巴黎和会这次拒签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向列强说不，也否定了列强内定的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和约，为中国日后在华盛顿会议上收回山东权益留下了法理依据。人们常说，弱国无外交，但是顾维钧说其实很多情况下越是弱国，就越需要外交，因而他尽力在外交界做出自己的努力，通过谈判来为国家挽回一些权益，争得一些权利。学者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不过对于没有决策权的一名执行者而言，顾维钧才是一名真正的外交家。